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

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

　　关于曾国藩生平的事迹，足以震撼我们太多人

　　曾国藩的一生无论从政交际还是带兵打仗均以一“谦”一“隐”一“诚”三字取胜。

　　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的“谦”。曾国藩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，他事事谨慎，处处谦卑，坚持“守缺”的观点。他常对家人说，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。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，说道：“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，始知畏天命、畏人言、畏君父之训诫。”还有，他始终认为：“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。”他深刻指出：趋事赴公，则当强矫；争名逐利，则当谦退。开创家业，则当强矫；守成安乐，则当谦退。出与人物应接，则当强矫；入与妻奴手享受，则当谦退。若一面建功立业，外享大名，一面求田问舍，内图厚实，二者皆盈满之象，全无谦退之意，则断不能长久。

　　年轻的时候，曾国藩在北京做官，血气方刚，年轻气盛，加之一路顺风，平步青云，傲气不少，“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”。咸丰初年，他在长沙办团练，也动辄指摘别人，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，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，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的争强斗胜，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、法家强权的方式。虽在表面上获胜，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。又如参清德，参陈启迈，参鲍起豹，或越俎代疱，或感情用事，办理之时，固然干脆痛快，却没想到锋芒毕露、刚烈太甚，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，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，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。

　　后来经过深刻的反省，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，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：“长傲、多言二弊，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，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。”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，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，经过默默的咀嚼，终于大彻大悟。尤其是老子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，认为“柔胜刚，弱胜强”；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；水最柔，水唯善下方成海。水能屈能伸，从从容容，缓缓浸润，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地方。看宽广的大江，滔滔东去，浩浩然直奔沧海，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，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，其理智和涵养，其深沉和宽厚。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，迂回的、间接的、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，战胜强者，且不至于留下隐患。至此，曾国藩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宁静谦退之心境。

　　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的“忍”。年轻的时候，曾国藩去长沙读书，当时他的书桌是放在窗前的，后来有个同学来了，因为来得晚，书桌只好安排在墙角。一天他突然冲着曾国藩吼到：“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近来的，你凭什么遮挡别人？”曾国藩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挪开了，这位仍不满意，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，竟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，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。曾国藩来到没说一句话，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。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，此人又来寻衅，气呼呼的：“你读书的地脚风水好，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。”在旁的别的同学为曾国藩打抱不平，问道：“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吆二喝三的非要换过来的吗？”这位同学无理取闹的说：“所以呀，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！”别的同学说：“那好啊你在搬回墙角吧，明年准能中举。”众人哄堂大笑，这位同学一脸狼狈，曾国藩在旁始终和颜悦色的听着。

　　在唐浩明著的《曾国藩传》中也多次提到，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是最著名的，1857年，曾国藩因父丧，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，这正是他兵事不利、处境尴尬的时候，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，对“忍经”琢磨最多的时候，为他的再次复出，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。“吾服官多年，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”，这是他的心得。在收敛低调中做人，在挫折屈辱中做事，在巧与周旋中攀升，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，这就是曾国藩。但是，他的“忍”并不是一味的强忍，而是善忍、会忍，当忍则忍，不该忍则不忍。对皇上、太后，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、排挤、冷落、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，曾国藩一忍再忍，一忍到底，但对误国误军、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，则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，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。

　　同治元年，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，三千里长江水面，迎风招展的全是“曾”字帅旗。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，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、洋洋自得之态，反而处处小心，慎之又慎。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，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。他谆谆告诫道，“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，……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？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，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。我们不必等待天来平，人来概，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。”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，他更稳重处事，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；对手中的权力，也常常辞让。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、钦差大臣之后，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，名誉渐广，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，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。攻克南京之后，立即裁减湘军，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。“低头一拜屠羊说，万事浮云过太虚。”“已寿斯民复寿身，拂衣归钓五湖春。”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，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，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。

　　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其“诚”。曾国藩强调“诚”必须出自内心，谓之“血诚”。曾国藩强调：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亦开，鬼神亦避。”他简直把“血诚”作为自己处世立人的不二法则。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“须有一诚字，以之立本立志”，也处处以“血诚”要求与约束自己身边的人。在写给九弟曾国荃和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之中，他说，“知己之过失，毫无吝惜之心，此最难之事。豪杰之所以为豪杰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。能透过此一关，寸心便异常安乐，省得多少纠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。盗虚名者，有不测之祸；负隐匿者，有不测之祸；怀忮心者，有不测之祸。”。在写给下属的另封信中更是强调，“文员之心多曲，多歪，多不坦白，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。必尽去歪曲私衷，事事推心置腹，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，此接物之诚也。以诚为之本，以勤字、慎字为之用，庶几免于大戾，免于大败。” 可见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人，以至于他最终取得大成功。

　　总之，“血诚”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，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，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，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，宁死不投降，没有一人背叛过他。反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，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，军心离散溃乱，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，甚至连号称忠王的李秀成也叛变了（在民间野史中记载，李秀成的投敌实为太子逃跑争取时间，可信度不大）。对于曾国藩的“血诚”之举，后人蔡锷极为认同：“吾国之心，断送于‘伪’之一字。……社会以伪相尚，其祸伏而缓；军队以伪相尚，其祸彰而速且烈。吾辈既充军人，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，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，不使稍留萌蘖，乃可以言治兵，乃可以为将，乃可以当兵。”

　　曾国藩的一生风风雨雨，有起有落、有荣有辱，虽没有平步青云，也从没有掉进深渊。没有片段的精彩，却有整体的绚烂，总能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这与曾国藩的一生坚持“诚”、“谦”、“忍”的原则有重要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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